在乡野道旁、城邑通衢，常可见到一方方古旧石碑。石质或已斑驳，字迹或已漫漶，但若细细辨认，仍能认出“德政”“遗爱”“去思”等字样。这些石碑，是古代百姓为纪念离任官员的政绩而刻立的纪念碑，史称德政碑。它们是民间对官员治理成效的直接评价。透过这些沉默的石头，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对官员政绩、为政理念的认知，亦能为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一份厚重的历史参照。

　　古代德政碑的核心在于记录官员治理实绩和离任后百姓的感念。镌石颂德，乃古代表彰勤政官员之旧章。据考，欧阳修在其金石学著作《集古录》中记载了一方隋文帝开皇十一年（591）的《梁洋德政碑》，这是有文献记载较早的德政碑实例。

　　及至唐代，立碑程序有详细规定：“凡德政碑及生祠，皆取政绩可称，州为申省，省司勘覆定，奏闻，乃立焉。”即先由地方吏民向朝廷申请，经尚书省考功司审核无误后，最终由朝廷批准方可立碑。这一过程表明，立碑是建立在百姓对官员政绩认可的基础之上，同时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，获得朝廷的认可，因此立碑是一个严肃的行为。德政碑的主角，多为与百姓朝夕相处的地方官员。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直接关乎黎民冷暖，百姓有切身的感受。

　　细检历代相关碑文，政绩记载翔实。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，其评价标准虽因时而异，然核心始终未变。

　　民生为本 重在实利

　　碑文中最常见的，是官员兴修水利、劝课农桑的实绩。

　　唐元和二年至五年（807—810），韦丹任江西观察使。据《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》的记载，在任期间，韦丹“凿六百陂塘，灌田一万顷”，发展水利；鼓励种桑养蚕，改进纺织技术，“机织广狭，俗所未习，教劝成之”，带领百姓致富。

　　他针对当地民居多为竹制、易发火灾的问题，捐出俸禄“教人陶瓦，伐山取材”，推广砖瓦建筑。不到两年，境内“瓦屋万四千间，楼四千二百间”，极大地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。韦丹离任后，其政绩长久被百姓怀念。

　　韦丹是在元和五年去世的，在去世近四十年后，唐宣宗为树立循吏典范，特意下诏为韦丹立碑，由时任史馆修撰杜牧撰文。杜牧在碑文中详细记述了韦丹的政绩，充分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务实为民官员的尊崇。

　　民生之艰，常集中在特定行业与特定人群身上。山东莱芜有悠久的冶铁史，元代设立了济南莱芜等处铁冶都提举司管理相关事宜，然而监官却随意增减税额、仗势欺压百姓，富户与贫户之间在赋役方面差别巨大，富户得以用各种办法免除相关负担，而贫户却长期被囚服役，怨声载道。

　　直到崔冀到任，局面才豁然改观。收录于《莱芜县志》中的《崔公提举德政碑》记载了崔冀的原话：“天地间惟人为贵。设官置吏本以为民，今反荼毒之，诚何心哉？方今国家以仁爱之道保安天下，岂忍坐视而不救？”于是他在很短时间内扫除积弊，郡得大治。在莱芜耆老尹政等人的倡议下，崔公的政绩得以勒之贞石，碑文最后以“勉抚其实”四字收笔，可见注重实绩正是这类石碑最朴素的书写伦理。

　　清慎明著 吏治为先

　　唐代官员考课有“四善”之标准，“一曰德义有闻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称，四曰恪勤匪懈。”“清慎明著”“公平可称”亦是立碑之重要缘由。

　　《大唐莱州刺史唐府君德政碑》记载，唐贞休在任莱州刺史期间，在整顿吏治上毫不手软，“贪官黠吏，委以澄清”。他深知吏治腐败直接损害百姓利益，因此将整肃贪吏作为施政重点。这一政绩被写入其德政碑中，成为他受到百姓爱戴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唐代碑刻中类似记载颇多，如张知古任汉州雒县令时，面对吏治涣散、百姓不信任官府的状况，“躬六曹之务，先五美之训”，率先垂范，使得“下官敛手，牟食革心，人始翕如也”，贪腐者洗心革面，民心很快归于和顺。

　　碑文中提及的“先五美之训”，指的是将孔子所倡导的“五美”作为优先落实的治理准则。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对子张说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何谓“五美”？孔子的回答是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”。在古人看来，清廉不仅是官员的个人操守，更是勤政为民、整饬纲纪的前提。

　　吏治澄清，方能令德政不虚悬。明代海瑞任淳安知县时，清丈田亩、均平赋役，自奉极俭，“布袍脱粟，令老仆艺蔬自给”，丝毫不染民膏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锐意整肃吏治，手定《兴革条例》，尽革衙门陋俗，严格管理吏役，敢有索取一文者，即以赃论。凡民间冤抑，海瑞皆亲为剖断，不畏势豪，积年沉案多得昭雪，吏风民风为之一新。

　　去任之日，淳安百姓沿途设香案相送，后为之立《海刚峰先生去思碑》，碑文不着一字虚誉，只记他在任四年间淳安钱粮减省几何、冤狱平反几起、学田增置几亩。足见百姓心中那杆秤，最称得出清官的分量。

　　教化为重 移风易俗

　　清官良吏不止于养民，尤重化民。唐代庐州刺史罗珦的事迹，便是教化治理的生动注脚。据《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罗珦德政碑》的记载，罗珦到任前，庐州社会风气不佳，百姓“不好学而酷信淫祀”，生病时“舍药物而乞灵于鬼神”。罗珦到任后，一方面“禁其听神，颁以良药”，用医学破除迷信；另一方面大力兴办教育，“乡塾党庠，缉其墙室”，聘请乡先生教授儒家经典，“以淹中之《礼》、田何之《易》、上代帝王遗书，与鲁《春秋》及百王之言以教之”。他规定，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者才能担任官吏。数年间，庐州风气焕然改观，赴京参加礼部会试的优秀学子近四十人，文风鼎盛，宛若邹鲁，由文化僻陋之区，一变而为礼仪之邦。百姓感念其德政，立碑以颂扬。

　　教化非虚悬口号，必落实于学校之兴、经典之传。元代《临邑县尹李君遗爱记》，记载了大德年间河间路临邑县令李载兴学化民的治绩。碑文称李载“廉直自律，门无私谒”，他曾对胥吏感叹“夫理民之要，风俗为先。风俗本原，系乎学校”，遂极力兴举县学，更在公务之暇亲率吏属讲解《四书》，发明正道，使得“诸生济济，容止进退，咸有可观”。

　　罗珦与李载的治理表明，古代良吏的政绩不仅在于物质建设，也在于精神引领，通过教化提升民智、改善民风，实现长治久安。

　　保境安民 维护治安

　　维持地方安定、平息盗贼寇乱、为民昭雪冤狱，是碑文中反复出现的又一重要政绩。

　　唐朝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，安定是百姓最大的心愿。据唐代《高公德政碑》记载，工部尚书、义成军节度使高承简充任滑州刺史期间，着力修缮城池，加强防御，“戎器未备，则造器者加意，而戎器精焉；战马或阙，则有马者增职，而马政修焉”。碑文称赞高承简能够以自己的“温仁惠和”在危乱局势中安抚军心民心，恢复社会秩序，“字疲人，抚三军，若治身疾，如理家事”。

　　元代法令规定：“鞠勘罪囚，仰达鲁花赤、管民官一同磨问。不得转委通事、必阇赤人等推勘。”元朝社会是一个多族群、多语言的社会，这条规定要求地方官和监临地方的达鲁花赤要亲自断案，不得将事情推给口译、笔译人员。《达鲁花赤教化迪德政碑》记载了太和县达鲁花赤教化迪的政绩：“其听讼也，悉心极虑，狱无系囚。事无大小，咸处之以理，使争田健讼者即兴让畔之风。”除了亲自审案，他“躬兼提督捕盗”，“深察游食不事生理之徒，教之以悔过迁善，镇之以威刑峻法”，教化与威慑并施。接下来，碑文笔锋一转，点出要害：“事虽防于未然，必本之于轻徭薄赋。”一切治安之术，若无轻徭薄赋为基础，终是扬汤止沸。

　　毋庸讳言，古代也有一些德政碑，将政绩夸大，甚至向壁虚构，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也难逃后人的揭露与评判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德政碑所承载的为政理念，其核心在于“为民”二字，这在今天仍有深刻的镜鉴意义。一是崇尚务实，摒弃虚功。古代碑文鲜有歌颂奢华宫馆、浩大仪典者，其推崇的皆是兴修水利、劝课农桑等民生实绩。正确的为政理念，当不务虚名，直指民生紧要处。二是注重长远，甘为潜绩。许多德政碑记载的，是官员栽树、修渠、兴学等泽被后世之功，这正是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与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。三是以民为本，坚守正道。德政碑本质上是民意的表达。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比石碑更具有分量的是百姓的口碑。只有以民为本，踏实做出百姓满意的政绩，才能有口皆碑，传诵久远。（陈渊 作者单位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）